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本期訪談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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訪談主題:
惠水改革開放40周年來發生的變化
訪談嘉賓:
惠水縣原文化局局長黃達武
訪談時間:
2018-07-27

內容簡介:從經濟、文化、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了解惠水改革開放40周年來發生的變化

文字實錄

  

  黃達武,惠水縣原文化局局長,退休后返聘到惠水縣政協參與“惠水文史”編撰工作。中國民間文藝家協會會員、貴州省音樂家協會會員、貴州省攝影家協會會員,所創作的多首音樂作品曾在省、州發表和獲獎。

  7月27日,FM106.8好花紅之聲《蘭卉時間》邀請到黃達武做客直播間,通過“文史看惠水”,從經濟、文化、人民生活水平等方面了解惠水改革開放40周年來發生的變化。

  “花場”盛開文體花——九龍苗寨民族節日集會的變遷“

  四十多年前,黔南惠水縣九龍山一帶的苗家“跳花場”,具有獨特的生活情趣。那時,每年農歷“三月三”這天,四鄉八寨的苗家都云集到九龍山下的龍潭壩花場上,歡度這一傳統的民族節日,人們圍成若干個圓圈,有的跳蘆笙舞,有的跳粑棒舞,有的吹嗩吶,有的吹大號,有的對歌,有的斗鳥,而最引人注目的是摔跤。下午時分,匯聚在龍潭壩草坪上的苗家男男女女,都興致勃勃地來觀看后生、漢子們摔跤,這便是苗家傳統節日“跳花場”的一項獨特內容。說起苗家的摔跤方式,更是別具情趣,摔跤比試之前,雙方必須首先穩穩地抓提住對方的腰帶,等評判的寨老一聲令下,方能開始搏斗。要是哪個在摔跤擂臺上,把所有的對手摔倒,就被譽稱“蓋場”,成為本屆摔跤王。若摔跤王是個年輕小伙子。就會被身著盛裝的漂亮姑娘爭著約去跳蘆笙舞,猜歌踏月。”

1982年活動現場

1982年活動現場

  相傳“跳花場”這一節日,自明朝始,一直沿襲至今。“跳花場”是苗家最快樂的節日,這天,身著盛裝的苗家姑娘,身上的銀手鐲、耳環、銀泡、項圈等閃閃發光,頭纏青布、身著長衫、捧著蘆笙的苗家后生,一邊跳、一邊吹,引得姑娘們翩翩起舞。九龍苗家“跳花場”的蘆笙舞,也稱為“踩堂舞”,越跳人越多,圈子也越跳越大,隨著渾厚激越的蘆笙旋律,不斷地有人加入跳舞的行列,不光男女青年,也有白發蒼蒼的老阿公、老阿奶,還有背著孩子的大嫂和幾歲的小娃崽。喜氣洋洋的寨老,唱起酒歌,祝福當年風調雨順,五谷豐登!

  往往在跳舞、對歌、摔跤活動后,姑娘后生相互尋找到意中人,雙雙相邀,離開龍潭壩,步入山林之中,盤歌對唱,傾訴愛慕之情。

1982年活動現場

  可是,在“文革”間期,“跳花場”、唱山歌等民族節日活動曾一度被禁止,當地政府派民兵執勤,民族節日那天不讓鄉親們集會唱歌跳舞,說是怕影響生產。

  1987年活動現場

  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后,撥亂反正,黨的民族政策得到了落實,縣委、縣政府對民族傳統節日活動十分重視。記得,1979年,我在縣文化館工作,當年“三月三”這天,我們為了解民族節日活動,騎自行車到了九龍,當看到苗族鄉親們在龍潭壩花場上跳蘆笙舞,而后又觀看后生、漢子們精彩的摔跤搏斗,心中十分震撼!我們為我縣獨具特色的民族民間文化而自豪。后來,我寫了“苗家‘花場’摔跤的來歷”一文,在全國性刊物《民間文學》上發表,并被收入《中國民族節日大全》一書。

▲1997年活動現場

  九龍苗寨“三月三”的民族節日集會活動,逐年又有了新的發展,當地政府還在“四月八”、“六月六”舉辦各種文體活動,從1981年起,每年“三月三”“六月六”,鄉政府都積極出面組織活動,在保持民族特色的基礎上,增加了文藝演出、球賽、撥河等文體項目,并邀請部分外地的歌手、樂手、摔跤手前來參賽,使得九龍山的民族節日集會活動更加豐富多彩。

  2014年活動現場

  2014年活動現場

  2017年活動現場

  2017年活動現場

  1978年,黨的十一屆三中全會拉開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大幕,改革開放四十年,仿佛一幅波瀾壯闊、跌宕起伏的歷史畫卷,深深地印在了我的腦海中,我們惠水縣的城市發展和人民的生活水平都有了翻天覆地的變化。

  令我印象尤為深刻的是交通和生活條件的變化。黔南惠水,我們居住了多年的小縣城,改革開放后的巨大變化真是難以言表,回憶交通方面,變化最為突出,40年前,縣城內的道路都是泥巴路,且坑坑凹凹,又臟又窄,路上行駛的還有馬車,家庭條件好的能騎洋馬兒(自行車)在街上走,其中永久牌的最為流行,因為這是一款加重型的自行車,可以載人,鳳凰牌的輕便自行車相對就少一些。那時縣城內很少見到汽車,記得,那時縣委和縣政府是共用一輛北京吉普車,在縣文化館工作的我,因為會照相,有一次被派去隨同縣委書記下斷杉區攝影,這是我生平第一次坐“小汽車”,高興得不得了,回來后逢人便講坐“小汽車”如何如何舒服!另外,那時候縣客車站和縣車隊只有少量的大巴車和大貨車。我們若要去都勻(州文化局)開會,客車票都緊張,有時要單位開證明去才買得到,且早上坐車去下午才到,往往在州里開一天會,去一天來一天就是三天,那時的辦事效率真是很差。而現在,交通的發展已是天壤之別,到都勻開一天會,當天可來回。如今的惠水,五顏六色的各種車輛穿梭在寬敞的柏油馬路上,到了夜晚,縣城里車水馬龍,華燈明亮,一派繁榮的景象。

  生活方面,百姓的生活條件和居住環境越來越好。城郊農村簡陋的土磚木房不見了,取而代之的是闊氣的多層磚混房,室內大都鋪上了瓷磚,不再是坑坑洼洼的泥巴地,室外的茅廁隨之消失,家里多了可供洗漱和洗澡的衛生間。屋外的道路也都鋪上了水泥地,下雨天人們再也不用踩著厚厚的泥巴回家。生活的變化不勝枚舉,這一切都得益于40年前黨做出改革開放的正確決定!

  40年前,不但家里窮,市場上物資也不豐富,那時候商店都是公辦的,里面的物資也不多,生活日用品極其短缺,幾乎所有的商品、食品都憑票購買,買煙要煙票,買酒要酒票,買肉要肉票,買布要布票,買糖要糖票,買肥皂要肥皂票,買食油要油票,買米要購糧證,因為是按照人口比例來分票,所以幾乎是一票難求,可以說,各種票證是人們生活的最低保障。而自行車、縫紉機、手表屬當時高檔的三大件,要想買這三大件,則需要“開后門”批條子、憑票購買。

  在文化生活方面,印象最為深刻的看電影!那時,電影票極其難買,因為文革結束后,大量被禁的電影開始公開放映,電影院不是放新聞簡報和八個樣板戲影片及《地道戰》《地雷戰》了。1979年,撥亂反正、改革開放的一個重要標志就是對“文革”中被禁錮的文化產品的解放,這其中,對大量“文革”前拍攝的電影解禁,成為重新豐富廣大人民群眾生活的重要決策。那個年代,人們文化生活的狀態可以說是“餓狠了”,不光是買肉要憑票排隊購買,精神糧食方面也很貧乏,白日勞累一天,晚上能看上一場精彩的電影就是最大的滿足和享受!“文革”中被禁的電影《紅孩子》、《平原游擊隊》、《上甘嶺》、《南征北戰》、《烈火中永生》等又可放映了,看得人熱血沸騰。到1979年后,有一批外國片,如蘇聯電影《母親》、《列寧在十月》、《列寧在1918》;英國電影《霧都孤兒》、《百萬英鎊》;意大利電影《偷自行車的人》,朝鮮片《賣花姑娘》等也陸續放映。不久又解禁了人們喜歡看的影片《哥倆好》、《柳堡的故事》等,觀眾爭相觀看。但,那時要買電影票,必須早早來到電影院,還要擠進人群中排隊,如果運氣好,才能把手伸進那個小小的售票口中,買到一張電影票。那幾年,在電影院里有熟人的,可以開后門弄到票,而在電影院工作的有些同志,去食品公司買肉,雖然也要肉票,但割的豬肉肥的多,且骨頭少,當時有這樣的關系,是很讓人羨慕的。

  上世紀八十年代初,我們一家三代五口人住在一間20多平米的老瓦房里,記得那時候一到下雨天,屋內就漏雨,每年都要請人到屋頂撿一次瓦,生活十分不方便。現在我兒子成了家,在城區買了一套三室二廳120多平米的高層住宅樓房,房子不但漂亮,而且水、電、天然氣都齊全,客廳、飯廳、臥室及衛生間都很講究。現在,我老伴高興地說,住在電梯房里,幫照看一下孫子,做做飯,心情很舒暢。

  回憶改革開放以后,進入80年代,社會上興起一種錄音機,樣子跟現在的磚頭差不多,是用錄音磁帶的盒式錄音機,那時,我的月工資不到40元,母親拿出她的積蓄資助我,花了200多元買了一部盒式錄音機,要知道,當時這盒式錄音機可稀罕了,可用來聽當時有爭論、遭批評的流行歌曲,聽張帝,聽鄧麗君,聽港臺名星們的歌,覺得很新鮮,很過癮。不久,更高檔的雙卡錄音機進入了市場,空白磁帶隨便買,用來錄歌聽歌更加過癮。

  盒式錄音機之后,電視的興起,使人們走進一種新的生活。上世紀80年代的電視機相當于現在的奢侈品,要拿出多年的積蓄才能去買。那年,我們家買了一臺12吋黑白“飛躍牌”電視機,當時電視機的信號較差,我在房頂按了高高的接收信號天線才可看到電視,但電視屏幕上的“雪花”現象還是明顯有的,雖然那時的電視節目除了一些新聞外,可欣賞的節目不多,但不少親戚朋友都來我們家觀看,這種日子,一直保持了一段時間。

  40年間,通訊工具的變化更映射出時代的變遷,體現出人民生活的變化、社會的進步及經濟的飛速發展。上世紀70年代末80年代初,人們的主要通訊工具還是書信和電報。收到一封家書,不管是大人還是孩子,總有種迫不及待地拆開閱讀的興奮。因為,這幾乎是那個年代,普通百姓之間遠距離情感交流的唯一方式。1981年后,國家對普通家庭安裝電話實施開放政策,從此電話進入尋常百姓家成為可能。但那時由于安裝及通話的費用昂貴,只是在城里經濟條件較好的家庭中才可能見到。1983年,上海開通國內第一家尋呼臺。不幾年,貴州也開展了此通訊業務。那時BP機(尋呼機,當年我們惠水叫它科機,是摩托羅拉牌子的)剛出現在人們的視野中,誰要是有一部BP機,那是相當讓人羨慕的。1987年,廣東省開通全國第一個移動通信網,他們的移動電話就是像半塊窄長磚頭一樣,人們稱它為“大哥大”。不幾年,我縣也有一些企業老總用上了“大哥大”,記得他們使用時要扯出機上的天線,還往左右方向選方位,大聲呼叫,真搞笑!當年的“大哥大”代表了豪奢時尚,擁有一部“大哥大”不僅是財富的象征,更是身份的象征。“大哥大”是真的貴,在家用固定電話尚未全面普及的當時,公開售價高達20000元以上一部。 1996年,摩托羅拉推出的手機,重量只有“大哥大”磚頭重量的十分之一。與之相應的就是手機價格的斷崖式下跌。在21世紀來臨之前,新手機的平均售價已經只有當年“大哥大”售價的十分之一了。與此同時,“大哥大”的功能已經徹底跟不上時代了。從技術上來說,“大哥大”的沒落過程就是第一代模擬手機被新一代數字手機取代的過程。“大哥大”從曾經的炫富工具到了今天的智能手機。上世紀九十年代后,隨著科學技術的成熟和社會需求的增大,BP機開始變得普及。慢慢地,BP機將人們帶入了新的的時代,你只要隨身帶著BP機在它基站的覆蓋范圍內就可以被別人尋呼到,不用怕錯過重要的事情,也不用怕別人聯系不到自己,這樣一來,BP機的出現方便了人們的生活,提高了人們的工作效率與生活質量,就像現在的智能手機一樣,在那個年代也有很多人已經離不開它了。不少人都用上了BP機,機關單位干部配備了BP機,大大加速了工作的聯絡速度。 當時能夠有顯示中文的BP機竟能賣到8000-9000元,可與現在的智能高端機媲美了。在風光的那些年里,讓BP機的擁有者賣足了面子,出盡的了風頭,像時下頻繁換機一族一樣,通過調出種種鈴聲來炫耀機子與自己.可是,隨著手機王朝的興起,BP機就慢慢步入它的黃昏.隨著BP機全線停了下來以后,進入了手機的金黃時代。隨著社會的進步、經濟的發展,我縣上世紀90年代,家庭用固定電話開始真正進入到百姓家并慢慢普及。在2004年前后,BP機的用戶漸漸的減少了,因為那時的移動手機已經開始普及。BP機的資費與性價比與手機比慢慢的沒有了可比性。用戶可以自已用手機發短信了。手機已經完全不再是“大哥大”的模樣,手機開始向多媒體手持終端方向發展,可以通訊,可以工作,可以娛樂,可以休閑,手機用戶也不再是炫富的少數人,而是通常的普通人。進入21世紀,各種手機頻頻亮相,智能型手機快速普及城鄉。與此同時互聯網開始迅速發展。如今,隨著各種智能手機軟件的開發利用,更加豐富了通訊工具的功能:聊天、購物、學習、娛樂、視頻、支付等,幾乎都超出人們日常交流的需要。

  改革開放到了上世紀90年代后,老百姓的生活帶來了更大的變化,那時家家開始買電視機了,大家的生活質量大幅度地提高,物資豐富,許多高新產品一應俱全,騎自行車的換成了摩托車,黑白電視機變成了大彩電,彩電、冰箱、全自動洗衣機相應的成了90年代的“新三件”。進入21世紀,人們有私車了。現在,縣城里沒有小汽車的人家成了少數。特別是人們的私家車中,各種新的款式層出不窮。居民住的新樓帶著地下車庫,出門辦事非常方便。這些,若在40年前,大概想也不敢想吧。

  

 

  • 來源:惠水縣全媒體中心  發布日期:2018-07-27 09:55:14 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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